（首席记者 樊丽萍）对常人来说，秋刀鱼、金枪鱼、鱿鱼……这些都是舌尖上的美味。而在上海海洋大学，有这样一群学者，为了这些鱼，他们时不时要动用自己的毕生所学，走上国际谈判桌，捍卫国家的合法权益。
“在世界海洋生物资源中，公海渔业资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远洋渔业是国家的蓝色粮仓，是保障我们粮食安全和优质动物蛋白供给的重要途径。”陈新军教授是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国际履约团队负责人，这个团队共有20多位专家学者。
随着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参与国际渔业管理事务的程度正不断加深。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全面承担履行区域性渔业管理公约任务，他们长期在国际场合代表国家发声，成为维护我国远洋渔业权益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截至目前，该团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渔业谈判共计316人次，涉及的远洋渔业事务覆盖全球三大洋和南北两极海域。
小小秋刀鱼，“站”上国际谈判桌
“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我国海洋权益，科学是最好的武器。”履约团队的老师们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亲身参与国际谈判的经历，都是对这句话的最好佐证。
去年，由我国承办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第二届科学分委会年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秋刀鱼第一次站上了国际“谈判桌”。我国负责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科学事务的首席科学家、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成员田思泉教授介绍，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状况，并形成管理意见提交NPFC会议。管理意见一旦获得通过，就将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于是，围绕秋刀鱼捕捞问题，一场唇枪舌剑开始了。
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渔船多为千吨级，日本方面提出，公海内千吨级渔船数量的上升会导致过度捕捞，不仅影响日本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产量，而且也直接导致秋刀鱼资源下降。
“秋刀鱼资源是否下降，必须以科学评估为依据。”田思泉给出了一系列科学数据和研究结论，并适时指出，秋刀鱼是短生命周期的中上层鱼类，在无人类打搅的情况下，其资源波动受环境变化影响非常大，因此捕捞状况的变化不一定导致其资源下降。最终，科学分委会对秋刀鱼资源状况达成一致，即当前秋刀鱼资源并未被过度捕捞，当前的捕捞强度也未到达过度捕捞状态，总体资源状况良好。
一条小小的秋刀鱼，牵动着一个大国的经济利益。田思泉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面前放的不是个人的铭牌，而是‘中国’，因此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把工作做细、做踏实，才能据理力争，为国家争取权益。”
渔权需要强大的科研支持，大学理应有所贡献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上海海洋大学履约团队成长和发展的每一个脚印，其背后折射的恰是我国远洋渔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据介绍，近几十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相继成立，管辖范围几乎涵盖全球三大洋和南北极等海域，涉及所有经济鱼种。
我国远洋渔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渔船数量和作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到去年已拥有2570余艘渔船、近200万吨的产量、总产值195多亿元，生产海域遍及三大洋、南极海域及40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我国政府为了保障我国的公海渔业利益，陆续加入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等七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左边为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戴小杰
上海海洋大学从1999年开始承担农业部渔业局交办的履行金枪鱼渔业养护管理公约义务，派遣教师参加ICCAT、IOTC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和跨界鱼类养护公约筹备会议等，后来又逐步扩大到现在的七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会议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北太平洋金枪鱼和类金枪鱼国际科学委员会(ISC)、《南印度洋渔业协定》(SIOFA)以及北极生物资源养护多边谈判等国际机制，行使我国权力，并履行相关义务。
“参加这些会议和机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权益配额。”以金枪鱼为例，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戴小杰说，我国能够在中西太平洋取得捕捞权利，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就是数据履约和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履约，我们就没有捕鱼权。那我们为什么能在这里捕鱼，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养护管理，需要有科学数据，这就要依靠大学的科研取得突破，做出贡献。”
常年“不着家”是常态，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
陈新军手中有一份统计：从1999年开始执行履约任务算起，团队每年派出教师参会近16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都有教师参会一次，有时甚至是两三次。
团队成员常年奔波在各地，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早已经习惯了他们“不着家”的工作节奏——不是在海上调研，就是泡在学校准备会议材料，或者飞往世界各地参加会议。
用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许柳雄的话来说，从事渔业资源研究，肩负履约重任，最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许柳雄的日常活动轨迹是这样的：只要不出差，基本都在学校办公室，不仅双休日驻守办公室，过年期间也是一样。
为什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长期参加极地海洋生物资源法律谈判的履约团队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唐建业的回答是：因为总有看不完的材料。“为了参加国际谈判，所有和会议有关的材料都需要看，所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联合国大会等发展动态要尽可能了解。因为材料掌握得足够多了，才能对各国利益主张有清晰的判断，才能作出有利于我国极地海洋权益或极地安全的抉择。”
（来源：《文汇报》，201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