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生，53届养殖科校友，曾任水产学报编辑部主任、校办公室主任、水产教育研究室主任。
汪天生的经历与其他人是不同的，改了几次行。先是从水产养殖改行到哲学，后来不搞哲学了，又回头再搞水产和水产教育。
回忆起在毕业后的1950年至1953年，从乍浦水产职业学校到附属水产职业学校，汪天生觉得自己是在混沌中过来的。毕业分配完全出乎意料，本来他已做好准备去湖北，却留校至养殖系。虽然没有正式职位，但由于给他的是以前没学过的课程，逼得他拼命现学现卖。据他介绍，那时是心无旁骛，一头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连给父母写信也不放在心上。
不久，复旦大学招收哲学研究生，学校问他愿不愿意去。汪天生一下愣住了，他想，哲学离他那么远，能行吗？老本行全部丢光也有点可惜呀。报名手续是王裕华替他办的。复旦规定报考研究生的资格是大学本科毕业，有两年工作经历。汪天生没有读过大学，资格不够。王文锐便打电话给复旦大学，以党组织名义负责推荐。次日，复旦答复同意报名，反正是要通过考试的，由考试成绩来决定吧。
考试科目共四门：哲学、自然科学、历史和汉语。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备考。同宿舍的王嘉宇问他，怎么失魂落魄的，出了什么事？汪天生把情况简单告诉了他，于是消息便在养殖系传开了。汪天生的压力不小，心想如果考不取，今后怎么在养殖系工作？支持的只有王嘉宇和黄祺琰。有一次，王文锐来宿舍看望青年教工。他摸摸汪天生的被子说太薄了，又翻汪天生的枕头，翻出了两本哲学书。他感到有点奇怪，王嘉宇告诉他，汪天生在办公室看业务书，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看哲学书。这引起了王文锐的注意，成为后来他让汪天生去报考的起因。那时，汪天生和黄祺琰还是一般关系，因为备考紧张，她每天替汪天生到食堂排队打饭，让他省出时间看书。这或许就是他们后来发展成恋爱关系，一直到成为终身伴侣的开始吧。
到考试时，又增加不少心理负担。原来考生有150多人，只录取20人。别人都是搞哲学教学和研究哲学多年的，而汪天生只是刚看了一些哲学书的小青年。考完之后，他的心还是揪着的。因为只有考试成绩在前20名之内，才算成功，不然就是失败。
发榜是在一星期之后，王裕华告诉他，录取了。汪天生很高兴，去买了一斤什锦糖在学院机关办公室里分，大家都为他高兴。吃几块糖就是那时的请客水平，现在想起来感觉很好笑，但也很甜美。
在复旦大学读了二年研究生。复旦的读书氛围很浓，为了尽快赶上，汪天生不敢懈怠。他们那批研究生是全国性的，陈望道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宣布，他们是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通过后由高教部授予副博士学位，成为全国第一批哲学副博士。不过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957年，复旦党委向他们传达苏共二十大的情况，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在传达的同时，顺带告诉他们，毛主席批评了高教部。所以取消原来授予副博士学位的决定，不过论文答辩照样要搞，发研究生毕业证。1957年暑假来临前，汪天生完成了论文答辩。
接下来是毕业分配，高教部派员来主持分配。他们认为汪天生的成绩还可以，倾向将他分配到南京大学去。那时南京大学哲学系刚筹建，希望他服从分配。此时王文锐已调离水产学院，市委从同济大学调来一位新书记，坚持让汪天生回水产学院。学院开始给他确定助教职务，安排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在汪天生之前，水产学院没开过哲学课。当年暑假，又从北大应届毕业生中进了三个人，组成了哲学调研组，汪天生被任命为组长。至此，改行过程算是完成了。1960年，汪天生被提为讲师。讲师在当时已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而他却是刚刚起步。
不过人生是多变的，汪天生的兴趣也是广泛的。当年搞养殖和生物学时，他的兴趣是哲学；但搞哲学以后，对生物学和水产养殖的兴趣并未淡化。文化大革命时教学停下了，马列主义课也停掉不教了，什么都乱了。汪天生负责过学校的教务，被借调到农林部国家水产局工作好多年，又负责编辑出版《水产学报》，最后又回到学院当了多年的校办主任，兼水产教育研究室主任。也就是说，又改行回来了。 （本文根据汪天生刊登在2011年4月15日校报上《我的几次改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