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下午，室外寒风凌烈，而图文信息中心104会场内却暖意融融，座无虚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中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严绍璗教授为外国语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中华文化与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学术报告。
严绍璗教授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追寻、整理和编篡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基础。自1980年以来，他出版了13部专著，发表了120余篇论文、读书札记和调查报告。他曾获得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第1届、第2届、第4届学术成果奖， 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APPAAWAROD GOLD PRIZE），1999年他撰写的《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作为《中华文化通志》的一种，荣获中国国家图书最高奖（荣誉奖）。
此次，应外国语学院的邀请，严教授专程从京来沪，在校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讲学和报告。16日下午，严教授为日语系的专业教师作了题为“文学的发生学”的学术报告，与教师们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流。严教授立足于“文化变异性”理论，从文化的深层次对“文学”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与论证，使专业教师们获益匪浅。同时，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严老谈了自己做学问的体会：首先要有学术兴趣，对学术充满激情；第二要有平静的心态，不要过于计较生存的问题，做学问没有一点奋斗、拼博的精神不行；第三，学术的道路要宽广，要养成健全的学术心态和学术智慧。严老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深厚渊博的学术涵养以及热情慷慨的长辈情怀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教师。
严绍璗教授全新阐述“文化”与“文明”话题
严教授对“文化”与“文明”这一博大精深的话题进行了博古通今、横贯中西的全新视角的阐述。他指出，东亚文明体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同时，中华文明又是以与东亚文明共同体相互渗透为其文化特征的。严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文化”的概念，将其称之为“文化变异体”。他以中华文化为透视点，从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命特征：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单亲文明”而是“多元性文明”，其所含有的“筛选机制”“亲和能力”“吸收能力”等内在特征成为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源泉。而东亚文明作为一共同体正是在平等祥和的环境中，在多层面的互动下，克服困难和断裂，获得持久发展的。严教授的全新的研究视角、严谨的考证方法，使在座的学子以及教师们感触颇深，精彩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严绍璗教授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追寻、整理和编篡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基础。自1980年以来，他出版了13部专著，发表了120余篇论文、读书札记和调查报告。他曾获得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第1届、第2届、第4届学术成果奖， 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APPAAWAROD GOLD PRIZE），1999年他撰写的《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作为《中华文化通志》的一种，荣获中国国家图书最高奖（荣誉奖）。
此次，应外国语学院的邀请，严教授专程从京来沪，在校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讲学和报告。16日下午，严教授为日语系的专业教师作了题为“文学的发生学”的学术报告，与教师们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流。严教授立足于“文化变异性”理论，从文化的深层次对“文学”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与论证，使专业教师们获益匪浅。同时，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严老谈了自己做学问的体会：首先要有学术兴趣，对学术充满激情；第二要有平静的心态，不要过于计较生存的问题，做学问没有一点奋斗、拼博的精神不行；第三，学术的道路要宽广，要养成健全的学术心态和学术智慧。严老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深厚渊博的学术涵养以及热情慷慨的长辈情怀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教师。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