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校友访谈录之：心怀大海之梦, 威严船长风采

 

       周汝偁，男，汉族，祖籍上海。1954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捕捞专业。任中国第一艘大型远洋拖网渔船“开创号”船长。英语可读、听、说；俄语、日语可译。先后出海至英国、德国、美国、新西兰、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

       我是1954年上海水产学院捕捞系毕业的，是解放后第一批毕业的学生。当时大学生毕业后国家会分配工作，我是留在上海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其余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舟山从事群众渔业相关工作。虽然那时日子很苦，但之后他们都发展得很好。

       我还记得我们的老校长侯朝海先生教我们航海气象、海洋学两门课程。那个时候学校学生少，只有两三百人，大家都很尊敬这个一心为了水产教育的侯校长。 

       侯校长十分关心学生，他把省下的钱给学生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直到毕业，还有好多学生欠他饭钱。侯校长教导我们：“你们将来是要当船长的人，不仅要学好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学会政治、军事、外交、商贸等方面的知识。在大海上航行，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

       此外我们还学习外语，那时我们可以选修的有英语、俄语和日语。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认为学习英语是崇洋媚外，学习日语是中间状态，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较好，所以好多人学习俄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这也为我日后的个人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

       我还记得一件很有趣的小事。当时我们班里有二十六名同学，其中只有一个女同学，她是从天津调过来的，因为她的母校保定水产专科学校因种种原因停办了，于是她就成为了我们班的一个宝，我们一帮男生都叫她“公主”。

       我的家人是搞商船的，所以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幻想着在海上航行，与蓝天大海共舞。毕业后，和很多人一样，我踏上渔船开始工作。渔船很小，大家觉得窝囊，不少人中途就当了逃兵。而我只笃信一个信念：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要坚持下去！由于我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工作勤勤恳恳，不久就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升任为支部委员，这使我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此外，工作期间，我一直收集大量的关于海洋捕捞方面的资料，并认真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小渔船负责在渤海湾勘探石油。由于工作刻苦，被评上了“不怕苦、不怕死”的先进集体。回来后又受到了公司的表彰。但是，后来我在一打三反的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披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后来单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没有多做解释，坚信终有一天会还我清白。但是邻居的议论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进行了搬家，谁知道反革命的档案是跟着自己的，搬家后住在二楼，我家只要有什么动静就会被周围邻居围观。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的同学也吃了不少苦，原杭州浙江水产厅的厅长被两次打成右派；副局长被内部定为右派，没有公开；江苏省的水产局长劳教三年。这些都是以前我班上的同学。还有同学被放到海边，用木帆船和渔民一起干活。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并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我被调到渔业公司，那时候公司的同事从上到下，都带着有色眼镜看我。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包括一些老干部看到我们这一类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对我们很有成见。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后，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需上山下乡，接受改造。我进入了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后来，我又回到了远洋渔业公司。经过了这些事情，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学一点，尽管当下觉得学了没有什么用，但是，总会有派得上用处的时候。就比如，我有收集航海方面知识的习惯。当时，谁都认为我们学了没有用，不会做那些工作，我公司的经理当初和我抬杠，我认为需要的东西他认为不需要，后来他看到错误的时候，都向我道歉。

       后来，我成为了中国第一艘中国大型远洋拖网渔船船长。我还记得我们公司派我去德国买船，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买了一艘大型的拖网渔船，就是后来的开创号。买下之后，要改船名，即中国名字“开创”。因为船头在码头的对面，名字在码头上看不见，由于大副的疏忽，没有想到德国人不识中国字，那个创字就倒过来了。当时，还有一位德国船长拍了照片，他也不知道错了。到了第二天，有三个到德国考察的中国人，在码头对面一看，知道这字写错了，找到我们船上来一说，我们才发现。然后我们才重新弄了一次。这就是我们中国当时第一条远洋拖网渔船。

       1985年3月，我们开着这条船回中国。从西德经过北海、英吉利海峡、法国西海岸、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等地区，到5月6号，历时36天回到中国，这也是开创号的首航。航海的航线是作为船长的我定的，当时，先后有两个人来对我提出质疑，在航海图上指出一处，这里是一座山，上面有座灯塔，看到上面写的是G就跟我说，这里是绿灯，是不是应该从南面过。我跟他们解释，这是白灯，不是绿灯，我说：“这个航海图上，你看到的是G，你没有看下面，这是个GP，‘group’是一组白灯信号，再说，山上的灯塔没有绿的，不是白灯就是红灯，而且当时上有两套信号系统（A系统和B系统），中国实行的是A系统，而欧洲实行的是B系统。A和B的灯光信号正好相反的，看到绿灯要走左面，要是走错方向，可能就撞山了。”当时，我就觉得，多学一点没有坏处，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就要好好地分析一下，考虑一下，如果突然下了决定的话，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无论学什么，都不是只要掌握那一门知识，其他知识也很重要。学外语，如果没有其他知识的话，往往翻译出来的东西词不达意。就比如，和我同一届二班的一位同学，他的单词背得很好，像一本活字典。每次我有不会的单词就问他，他都知道。但是他翻译文章却很生硬，不能活用。又比如，邓小平的翻译，在工作时候精神高度紧张。有一次，送外宾走的时候，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good bye”，身边的翻译员马上翻译，跟外国的来访者说“再见”。所以学外文，首先要以中文为基础，然后还要辅以其他的知识，还要懂得活用。

       我们这一行，就是要勤奋，朴实，忠实。捕捞这一行牵涉的面很广，会牵涉到对内对外。我们要忠于自己，更要忠于国家。

       我们在美国生产的时候，有条芬兰运输船，我们生产的鱼片，要卸到那条船上去，他是做生意的运输船。前面两条船一条是大连的，一条是烟台的。因为那条运输船抛锚在海湾里。我们的船去停靠它。因为在海上，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前面两只船都碰了那条运输船一下，后来离开了。第三次是我们，在我们靠他们船之前，大连公司的经理在电话里跟我打招呼，要我帮帮忙，过去跟芬兰船长打个交道，说他们有碰到运输船，要我帮忙处理一下。我靠上去之后，当时有一个德国人，一个技师，卸货要签字的，去了之后跟芬兰船长谈起来了。芬兰船长说：“前面那条船把我的船撞坏了。”就说要赔偿。我过去就跟芬兰船长打交道，我说：“凭什么要这样，我们不应该赔，我们船坏了，你才应该赔。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按照国际惯例，你运输船有义务来靠我们的捕捞船。你自己抛锚在这里，出了这种事应该是你自己负责任。而且你们损失不大，受损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我们的船也坏了，你应该自己处理这问题，要我们赔偿没有理由！”芬兰船长认为有道理，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这就保持了我们的尊严，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我们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有理，就不让人。不是看见外国人就什么都是笑脸相迎，应该批评的就要批评。忠实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忠于我们国家，忠于人民，没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就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