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是1948年国立乍浦水产高职对我口试的题目，口试地点在上海商船专科学校。不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按照通知规定，每人要交学杂费8元，伙食费30元，服装费70元，共计金元券108元。那时正值币制改革，以金元券一元兑换关金券300万元。如果没有改金元券，那我就需要交3．24亿元关金券。那么，上学时就要背一麻袋的钱去交费了。
来到乍浦后才发现，这所国立学校连校舍都没有。校本部设在徐家祠堂，一年级教室也在这里。二年级教室以及餐厅在齐王庙，而宿舍则设在城外一所楼房至德昌栈行。那时还没有三年级，可能是因为学校是1947年才开办的缘故。因校舍分散，休息时间是由号兵吹号为准的。
当年的校长是戴行悌，温州人，伪渔业国大代表。刘琴宗任养殖科主任，陈挺之任制造科主任，杨载庚任渔捞科主任。同学之中全都是男生，以温州人、宜兴人为多。教师中印象较深的有体育老师陈再兴，他教我们一套以岳飞的满江红为伴奏的拳，边唱边打拳。另外，还有一位教数学的女教师也很特别。教三角时，采用英文版的教材上课，完全讲英语，令我们头疼不已。
我的学号是C64，班上大约有十七八个学生，有程金田、徐清昆(刘主任的外甥)、姚志超、邹鹏等人。可惜这些同学之中除了程金田外，都失去了联系。我们的班徽是圆形的，中间有一只铁锚，上面是国立乍浦水产高职，下面是海燕的英文缩写。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败逃，经沪杭周边逃往上海，公路上的军车日夜不断。我害怕上海变成了围城，那就回不了家了。于是便与一辆军车的负责人商量，让他们带我回上海。但那时上海已经很吃紧了，外围设了三道防线。过了二道防线后，在最后一道防线被卡住了。结果在车上坐了一夜，直到天亮后才放行。车子一直开到提篮桥后边的基地，离我家只隔了一条马路，简直是用专车把我送回家。
5月27日，上海解放。直到6月上旬，我又回到学校。但这时学校已完全变了样。校长跑了，同学中也有许多人离开。最可恨的是我们交的70元服装费，也被校长贪污卷跑了，只是给我们发了一件上衣。按当时的价格，最多值10元钱。
上海解放时，我父亲任职的那家公司所有船只都被国民党军征到了台湾。父亲失业了，我也只好辍学。直至1951年，国立乍浦水产高职在上海招生时我又找到刘琴宗主任。听说可以申请助学金，我终于又回到了母校。
（发表于2009年10月30日校报）
（撰稿：叶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