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我校55届水产养殖专业校友唐松南
唐松南，男，江苏无锡人。1952年进入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当时校名为上海水产学院附设水产技术学校，现上海海洋大学）就读专科。1955-1962年在江西南昌从事渔场技术员及渔场建设工作，1962-1983年调任江苏无锡郊区政府，1983-1996年就任无锡市多种经营管理局水产科科长。从业期间多次获奖，赴菲律宾成功完成联合国科研项目，研究获得菲律宾农业渔业部奖励，1982年获无锡市劳模等。
情系水大
其实当时上哪所学校并不是我们这些学生可以决定的，而是经过初中毕业的全国联考后国家统一分配的。1952年我参考时是国家第一次在初升高就进行全国联考，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参加，但我们不需要填写志愿，因为国家会根据考生的各科目成绩统一分配院校。因为我的生物成绩较好，所以就被分配到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学水产养殖。那时我们获取录取信息都是通过报纸的，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的一角，比较难找，直至放下报纸时才瞥见。看到自己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也没怎么想，就到上海读书了。我从小没出过远门，而到上海读书便成为我第一次背井离乡。
校园点滴
初到学校，立刻感受到学校的条件非常好，无论是生活抑或是教学，都比较好。我们学校有一条捕捞船专供渔捞系学生实践，捕捞所得的水产品都由学校自己消耗。那时学校还在军工路上，后面就是黄浦江支流，江对面就是复兴岛，水产总公司就在复兴岛上，我们学校的捕捞船就停在那里。而且学校的实验基地益民食品厂就在学校隔壁。它生产的罐头、鱼肝油等废料都是供学校自耗，因此我们的伙食很好。住宿条件也很好，房间是六人的上下铺。也有些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学生来时甚至是赤着脚的，但他们的学费、伙食费、奖学金全是国家提供的，学校实验室的设施也很完备。所以当初我们感到能进入上海水产学院附设水产技术学校学习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因为宿舍离校区比较远，所以食堂不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是我们进行夜自修之处。一到晚上，很多学生都会在这个大饭厅中自修，很有秩序，到九点左右回寝室。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上学那时必须学会交谊舞，而且那时学的外文是俄文而非英文。当时我们和苏联一样是5分制而非100分制，3分及格。学校的唯一学生组织是学生会，大家都必须按照学生会的规定办事。对外的各种联赛像篮球赛、足球赛等都是由学生会统一对外联系的，那时候我们上海水产学院的游泳队是上海各院校中最强的。
其实在附设水产技术学校我们班是最后一届，再往后就只有上海水产学院，不再招收专科生。或许因为我们是水产技术学校的最后一届，学校对我们要求额外严格，只要一学期有两门不及格就得退学。我们这些能毕业的学生都是可以直升上海水产学院的，但我和部分同学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没能够继续读下去。后来的学院大一养殖系新生基本都是我们班的。
师生情谊
当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教微生物学的老师，她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值得敬佩，我们都对她十分尊敬。她和爱人都是在德国留学深造的，她爱人学的是飞机制造，她学的是微生物。夫妻俩在德国留学后就留在德国了，之后她怀孕回国生产，没想到正是这样才逃过一劫。在她回国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将外国留学的所有有用人才都进行了扣留，她爱人也被扣留了，而如果说她没回国，作为细菌专家，她也一样会被滞留在德国。回国第二年，她与爱人就再没有联系。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她相当爱国，坚持所学为国家所用。那时她一个人非常辛苦，既要带孩子，又要教书。她也始终把我们学生当作她的孩子看待。
刘恫声老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兼任水产学院和水产技校的水产养殖系老师，一辈子都在搞水产教学。刘老师对中国的水产养殖业贡献很大，他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我眼中，他的事业观念非常强。
苦干硬挨批
学校毕业后的工作是全国统一分配的。因为当时我们是最后一届，人比较多，学校需要更多时间和各地协调岗位，我们也因此等待了较长时间。那时的一切都是国家包办的，我们只要从学校拿介绍信和车票就可以去报到了。我被分配到了江西，在江西省水产局报到。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水产厅直属的瑶湖渔场，在南昌市。瑶湖渔场就在鄱阳湖边上，水面非常大，足有两万亩，从省水产局走过去要走几十里路。
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工业水平都比较低，包括人的思想也是比较落后的。那时只有工人阶级是老大哥，资产阶级就是斗争的对象。江西因为是老革命根据地，当地人思想尤其顽固，在江西人民眼中，只要是穿皮鞋戴眼镜的都是“臭知识分子”，是资本家。我们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上海毕业的，到江西后就成了他们斗争的对象。过去江西人民非常不喜欢知识分子。江西有句老话“江西人补碗---自顾自”，似乎只要是到江西去，便是江西人的奴隶，他们不用你，却也不放你。到江西后，回想之前在上海念书时的好条件，即使是在自己家乡无锡条件也比江西好多了。可没办法，这毕竟是国家分配，不能不服从。到瑶湖渔场时，渔场里已经有一个技术员了，加上我们两个一共是三个技术员。渔场的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是部队转业的，那时候的转业军人是十分吃香的。但是他们没有文化，整日叫我“臭知识分子”。
初到渔场休息了二天。第三天，厂长、我们三位技术员还有一位老工人，一大早就出发，走了六十里路到达杨家滩（鄱阳湖的一个进水口），水要通过那里流到南昌。放眼望去，杨家滩可以说是一望无边。待我把背来的仪器都架设好后，厂长就对我说：“好了，你留下来吧。明天就要开工了，如果开不了工就扣你的工资”。厂长又说明天会来五十个工人辅助开工，然后就只留了我和那位老工人，说完他和另外两位技术员便回渔场了。虽然我心里不平，却也只能留下。我们是要在杨家滩做拦鱼设备的，看到五千根一尺五寸左右粗的毛竹在岸边堆得像一座山一样，我有点发慌了，心里问自己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望着这一望无边的水面和几十里不见人的荒地，我开始犯愁了，今天该住在哪儿呢？瞧见旁边老工人拿几根竹子往地上插成一个人字架，上面盖些稻草，下面塞一块竹板，就成了一个竹屋，于是我也有样学样搭了自己的竹屋，这才解决住宿问题。我认为我的人生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之前一次我去渔场实习时因得了疟疾，基本上就等于没有实习。可以说在来这儿之前，我连水面上都没去过。而我之前所接触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书本，但书本上的知识毕竟有限，而且书本上的知识和实践又是两回事。许多知识都是来源于实践而非书本。就拿打桩来说吧，各地不一，江西的土地非常硬，如果按照常规打桩，竹子会开裂，我只能尝试实践出新的打桩方法来应对。
那是一个大冬天，翌日湖面上还结着厚厚的冰，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开始动手。我拿着一块一米长的竹板站立在水里破开冰层，和老工人两个人在水中测量着每隔一公尺插一根小竹子，就这样插了几百公尺。直至中午，那五十个工人才到。工人们来后就开始劈用来做拦鱼设备的竹丝。因为杨家滩的水流大，冬春河床水位差不过五米左右，一到春天，水流会变得异常湍急，如果仍按原来规格制作竹丝，竹丝会被全部冲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能否用竹板代替竹丝，来抵挡湍急的水流。经过实践，我最后决定把竹子劈成一公分宽的竹板来代替竹丝进行作业。劈丝，打桩，五千根毛竹全部耗尽，可想而知这工程量是相当大的。施工进行到一半的时，渔场来信让我回去汇报。于是隔日我在天未亮时就出发了，因为需要走六十里路才能到渔场，而且我需要当天来回。回到厂里，还没开口汇报，厂长就拍桌子对我吼道：“你个臭知识分子！没有计划就开始施工了？“其实因为这条江水关系到南昌县几十万人的生命，如果拦鱼设备出了问题，明年春天南昌市就会发大水。如果这样的话，责任由谁来负呢？厂长甩出一张字据说：“你签字，证明一旦这个设备出问题和渔场无关，是你一个人的责任。”犹记当初明明是厂长自己说明天必须开工，不开工就要扣我工资的，现在却前后矛盾了。我真的很生气，而此时公安局也来了一个警察，他把手铐往桌上一扔说：”你签字认可吧。“我虽然生气，却也只能签字，无从辩驳。当时厂长给我了两条路，第一，在两天之内把设计图和声明拿过去；第二，必须签字声明后果由我一人承担。尽管如此，可没有人能帮我，我很生气以至于没吃早饭就往回赶，连路都走错了，多走了将近一二十里路。回到工地时施工仍然在继续，我只能白天和大家一起工作，晚上趴在竹板上，点盏小油灯，拿着张复印纸做设计图，整整做了两个晚上。设计好图纸后我拿回渔场，厂长接到图纸后就往边上一丢，根本不看，就这样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后来到春天发水时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参阅水利工程方面的书籍，从那里学到了水位差以及流量对于工程的影响。回想工人们曾告诉我鄱阳湖到春天后水草特别多。我发现了关键问题便是水草，水草一般是漂在水面上的，但若水流一大就会往下压。思量着，如果水草多的话我们的设备就会被冲倒，一旦如此南昌就会发大水。冥思苦想，有所创造，用两根毛竹搭了个“人字架”，尖处对准冲水的地方，竹子另一头搭在岸边，竹面都被刨得很光滑。水流大时，水草就会顺着光滑的竹面边漂到岸边。其实水草对于农民来讲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通常是用水草来养猪的。农民们见此非常高兴，本要到湖里去捞水草，现在只要在岸边等就好，于是他们都来帮我一起捞水草，这样水流问题就解决了。
辛劳代受过
后来省里把我调到南昌县去新建渔场，可以说后来南昌县的所有渔场都是我一个人负责建设的。老实说，刚开始建设时，我其实从未接触过这类土方工程。虽然在学校里学过物理，学过建渔场，但从未真正实施过。我的经验都是由实践而得。刚开始建渔场时，只有我一个人。我住在长江边，自己打水，自己捕鱼苗、运鱼苗。因为八一大桥被炸毁了，只能先坐火车，通过摆渡过江，再转乘汽车，最后才能将鱼苗运到渔场，工作量相当大，十分辛苦，因此我一天只吃两顿饭，导致那时我的胃不好。新渔场的厂长很少回渔场，也从不过问渔场的事，因此管理渔场的责任都落在了我肩上，就连渔场的四个技工都是我请来的。从运鱼苗到管理渔场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辛辛苦苦一年，却还受到了处分。长江的鱼苗有野鱼有家鱼，野鱼会捕食家鱼，一定要通过缺氧的方法把野鱼苗杀死，才能保证家鱼最后的存活。当时我将鱼苗运回交给渔场处理就又去长江继续捕鱼苗了，结果因为渔场里的鱼苗中野鱼苗没杀光，家鱼都吃掉了，出了事故。厂长说这都是技术员的责任，于是县里就给我一个通报批判，记大过一次。说来的确有些冤枉，我一个人并不能处理两边的事，人还在几百里外捕鱼苗呢，又不能分身。第二年，我接受了教训，叫了一个技工去长江边请当地百姓帮忙一起捕鱼苗，而我就长住在渔场，负责鱼苗的筛选。最终我场得了全省鱼苗培育的第一，省里对我进行了表扬，县政府才撤销了我的记过。
巧合终回锡
在江西整整7年了，我无时无刻不盼望能够回到家乡无锡。又是那句老话“江西人补碗---自顾自”，他们不用你，却也不放你。其实我也求了上面几次，但就是走不了，因为户口还在江西。也是机缘巧合，南昌县县政府离我们渔场很近，手工业联社的主任常到渔场来视察，一次他说到自己是上海财经毕业的，我说巧了，我们是邻居啊，我是上海水产毕业的，于是我俩就这样熟识了。后来选举时他当选了副县长，专管水产。他非常体谅我一个人在江西呆了那么多年，可是，他说即使放我走，我也走不了，因为我的档案从南昌县到无锡市需要经过很多部门，单单档案运送，两年也不一定可以到。又是一个巧合，正好当时国家在进行机构紧缩，人事局、劳动部、组织部合并成了一个部门。这样档案运送过程就简化了很多。其实这事我们技术员本无权知道的，是副县长告诉我的。这样一来，只要副县长发个令就可以直接到无锡市，如果无锡市愿意接受再发令回南昌，我立刻就能走，且是合法的。我一听，非常高兴，心想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哀求副县长帮忙。但他也有些许为难，因为渔场厂长和省水产局都不愿放我走。请求了很久，他总算同意了，可是无锡市的回复却是“此地干部已满，无法安插。”副县长收到回令后对我说：“你死心吧，回不去了，就好好干吧。”我请求副县长再帮我发一条令，可等到的回复还是如此。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以为再也回不去了。接下去又是一件巧事，我二哥在无锡河埒口邮电局工作，他和郊区的农业部部长比较熟悉，无意中说起我在江西搞水产，问他们需不需要技术员。部长说：“要啊，我们这里可一个技术员都没有啊!”于是部长立刻打电话到市人事局申请要人。我得知后似乎看见了曙光，又去央求副县长发令，副县长一开始不同意，我就跟副县长说：“县长，这样好不好，如果无锡再不要我，我就终身呆在江西不回去了。”县长终于同意了。这一次，人事局速度非常快，发了我的调令调我档案。可副县长却又不同意了，因为如果他没有经过上面正县长甚至是省局领导同意放我走的话，会受苛责的。两个月后，无锡郊区政府方面看我还未去报到就打电话到人事部门询问，得知调令已经发，只是江西不愿放人。我哥得知后寄封信给我说调令已到。我就又去找副县长，但副县长仍不愿放我走。央求了很久，副县长的母亲很感动，劝儿子放人，副县长最终还是同意了，但他后来也因此而受到了上级的苛责。
既然正规程序已走完，我立刻把户口从迁出来。虽然县水产局局长和省水产局的老处长得知我有了调令都非常生气，却也只能放我走。也的确是运气，江西省出来的正式拿着户口有调令的到现在为止也就只有我一个。1962年4月4日我回到了思念已久的无锡，因为心里不定，立刻在7号就把户口报了上去。幸好如此，10号全国户口冻结，否则无法迁移，就只相差3天啊。当时有一个同事和我类似却因没有户口，最后还是回了江西，现在成家立业都是在南昌。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如果当时户口没报上的话，我也就只能回江西去了。
锡城贡献
1962年，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无锡，在无锡市郊区人民政府水产科工作，一呆就是21年。其实刚回无锡那会，日子也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我是无锡唯一的技术员，没有人帮我，而且无锡水面面积大，生产水平高，我自认为在技术上还不足以处理。这21年间，无锡水产养殖水平一直没有降低过，之后排名也一直保持全国第一。总共才召开过3次的全国水产会议，无锡就承办了2次。无锡水产养殖的知名度很高，不仅仅是在国内，甚至在联合国淡水养鱼数据库中水平最高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无锡。这些年，无锡的水产能够如此风生水起，我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这段时间中我也接待了许多国际友人，凡是到中国来做养鱼考察的国际友人，没有一个不到无锡。国际友人一提到淡水养殖就会竖着大拇指说“helako“（无锡河埒口）。就无锡水产的科技发展而言，我自认为自己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大连水产学院、集美水产学校、上海水产学院、长江研究所、亚太地区淡水养殖研究中心、上海渔机所、武汉水生所等所有这些国内知名的水产单位都和我们无锡直接挂钩。凡是关于水产养殖的科技，我们无锡总是走在第一位的，比如说养殖所用的增氧机、增氧泵、混流泵等这些先进的科技产品；新品种的杂交、移植、训化，比如白鲳鱼、罗非鱼（非洲鲫鱼）等。无锡的研究规模很大，造了八千平方米的玻璃大棚来培育新品种。就连国家唯一一部有关养鱼的记录电影《池塘养鱼》也是在无锡拍摄的，我也有幸上了镜头。我在无锡蹲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在河埒渔业一队，第二个是解放公社刘潭渔场。后来一个成为先进，另一个也成了后进转先进。可以说，这21年我还是为国家做了点贡献，无论是在水产养殖的产量，还是培养人才方面。
调任插曲
我是1982年入党的。1983年市里成立多种经营管理局把我调任。我在多管局一直工作到1996年退休。我喜欢实干，所以从郊区调任市区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因此也拖了许久。后来区长找我谈话说：“你是共产党员，组织的要求怎么不听了呢？”他就说了这一句，我就明白了，说：“组织观念大于一切，我是共产党员，明天就走，不提任何要求。”说实话，当时真有点逼上梁山的意味。当我到多管局之后呢，就坐不住了，因为我很讲究实干。当时江阴，宜兴，郊区都属无锡管辖。那时宜兴水产还是比较落后的，路途较远，没有人愿意去，于是我自愿申请去宜兴。我在宜兴一共工作了五年，虽有公车，但我并不愿意乘坐。因为我认为如果只为我一人而公车接送实在不像话，所以我都是乘坐公交车来回的。如果宜兴那边很忙的话，我就会在那呆一周，到周六晚上再乘末班车回无锡。若周六要开会，就周五回来。我在宜兴建设了许多渔场，做了很多科研项目，因此我也自认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几日胜十年——记联合国科研项目
在多管局期间，联合国有个项目叫“南南合作”，是交给中国的。其中包括一个池塘养鱼培训班和一个人工繁殖的科研项目。项目原本的时间要求是两年，地点是菲律宾。但菲律宾很穷，需要联合国给的那两年科研经费。因此他们硬是把两年缩短为三周。联合国指定需要两个负责水利工程的技术员，两个负责养殖工程的技术员，再加上翻译一共是五个人。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我带队组织技术人员准备赴菲。
当时我们中国的官僚主义思想非常严重，曾出现过赴埃及帮助发展养殖，官员签订协议时未定实际问题的例子。科研人员的吃饭住宿都没有人负责接待，每个人只带了100美金去，根本不够，只得提前回国。中央也不知道，直至任务期满，与埃及通话时才发现问题。我很担心，怕我的团队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就问部里的处长，处长说没问题他都联系好了。可当我们到菲律宾后，接待人员说他们只准备了三人份的接待，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两人会没有吃住。接待人员送我们到了离马尼亚一百公里的渔场，我们只能五人住三人的房间，吃三人的饭，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且菲律宾方面准备的饭菜十分难吃，联合国给我们的标准是每人20美金一天，而菲律宾方面给我们的实际标准是连1美金都不到。我们只能和接待人员婉转提出抗议，说菲律宾和中国饮食习惯有差异，我们不习惯，希望可以自己支配经费办伙食。接待人员得知立刻赶往马尼亚汇报，因为他们部里的副局长当初在中国的几次考察都是我接待的，彼此还比较熟悉。因此派财政处处长第二天一早就来赔礼道歉说招呼不周，立刻帮我们改餐。
菲律宾的上午9点至下午2点间是非常闷热的。但我得和另外一个负责养殖的技术员王信明轮流给菲律宾的学生上课。课程结束后，留给科研项目的时间只剩下十天左右了，非常紧张。其实我们团队到来之前，联合国已经派了一个印度博士来菲做这个项目十年了，却未完成。项目研究室的设备非常先进，来自美国。这个人工繁殖的科研项目的确十分困难。当我和王信明两个人去视察鱼群时，发现这些鱼的年龄都已很大了，如果用来进行人工繁殖，难度非常大。因为鱼的先天条件不好，我们也很有可能也完不成这个项目，尤其在时间那么紧的情况之下。很幸运的是，第二天拉网时我们发现了有一条肚子稍鼓的雌鱼，立刻把它搬进室内单独培养。其实我俩都很着急，几乎两夜未眠，商讨科研。这日晚上11点左右，趁学生们都睡了，我俩开始动手准备实验。十分凑巧的是刚把那雌鱼捞上来准备观察，它就开始喷射鱼籽了。于是我们立即把它放回水中。既是如此，我们即刻动手，什么规则、条件都抛于脑后，粗手粗脚就开始干了。我们做了一会儿就把学生们吵醒了，他们都来看我们实验了。其实我们对外国学生还是有所保留的，在上课时从不介绍鱼的脑垂体，只介绍了激素。当我们把鱼的脑垂体都注射后，鱼体开始强盛了。最后人工繁殖成功了。马尼拉方面也得知后十分高兴，于是当日晚上就为我们专设了联欢庆祝会。之后又就带我们在菲律宾各处游玩，甚至还去了风景区巴巴峡，那里的花费很大。学生们本不允许去游玩，而我们也把学生们带去了，签我们的单，毕竟联合国所给的两年经费还是相当可观的。回国时菲律宾农业部发给我们团队每人一块奖牌，对我们进行嘉奖。水产部也十分高兴，毕竟别人十年未完成的项目我们很快就完成了。
接待外宾剪影
古巴代表团到中国学习人工繁殖是我接待的，在无锡荣巷养殖场。印象里，他们非常认真，每日凌晨1点半就起床学习，直至中午10点左右才回酒店休息。或许是他们技术落后，但是古巴人很不礼貌，中国人的潜水衣、长筒靴、拖网等，只要是比他们好的科技产品他们都要。
平时接待外宾，汇报，所有工作量都是我身兼二职，因此也十分辛苦。我负责接待了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有的国家甚至来了好几次，都是我负责介绍的。我在淡水养殖中心也兼授课程。
身怀感悟
我认为学生参加工作后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需要这些东西：第一，人际关系要好，不能自高自大，即使自己有了成绩，也是党培养的，是人民给的；第二，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干，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理来源于实践”这句话我是从不懂到彻底钻进去的，的确很有哲理；第三，信息要灵通，科技网不能丢，关于科技新品种，有的人或单位确实了解得很多，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第四，要能吃苦耐劳。
我认为我这41年工作期间一直在战斗，直到退休当天上午我才办好退休手续。我很愿意与群众一起吃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都说我是实干家，的确，我也喜欢实干。国家给了我许多荣誉，我也因此很感动。几乎每年我都得到了“先进”称号。我的亲密校友张友敏在毕业时送给我的一言“能忍自安，知足常乐”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的一生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没有发生过不良后果，问心无愧。
寄语母校
我觉得现在学校这个“勤朴忠实”的校训很好。归纳起来就是忠心耿耿，勤劳为本专业本事业好好工作。这样的话，母校培养的每一个学生对党，对人民肯定是一位有用的人。因为现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观念太重，不像我们当时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多苦都要干。当时我参加工作时工资也不过24块，我要寄给母亲10块，自己只有14块，自己照样过得挺好。
我希望母校一年好于一年；希望母校的同学对国家的贡献一年大于一年；希望母校的水产专业身价一年盛于一年！
（口述：唐松南 摄影：余怡菁 整理：胡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