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先生是位知名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1949年秋，上海解放，经陈望道之介，到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他在教学上自有一套方法，这源自他中外知识功底的深厚。后因俄语风行，学校不再开英文课而辍教，到图书馆工作，直到1955年辞归，时年70岁。
周越然先生（1885-1962），原名之彦，又名复盦，浙江吴兴（湖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秀才、南社社员，1915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当时与茅盾先生在一起。他是一介书生、编译家、散文家；一部《英语模范读本》长盛不衰，风行了几十年。可他也是民国时期不做官的名士。严复是他的老师，戴季陶是他的学生，他还因精通英语、富藏西书，更得辜鸿铭的赏识。但1932年遭“一·二八”日军炮火蹂躏，其元明孤本，西书古籍、珍贵抄本，毁于一旦。那辛苦搜罗之藏书，倾刻间灰飞烟灭，言言斋寂灭，受了一次火与血的洗礼。然不数年，周先生的《言言斋》，凤凰涅槃，如郭沫若说的，“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大劫后，举家逃至租界，言言斋又移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重拾他的淘书、读书、藏书、著书生涯。尔后，他出版了《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等书。诚如陈子善所说：“以独到之眼，窥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万象；以清新之文，书写脱俗人生的自然意趣。”确实，周越然以文笔清丽，知识丰富，内容广博而闻于世。而他用多个笔名，发表在《晶报》上的书话专栏，更因其视野宽广，探索细微，幽默博洽，读者众多，令人入胜。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周越然先生的作品《书与回忆》、《版本与书籍》、《言言斋书话》、《周越然书话》等先后出版，引起读者关注。10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周越然先生后人周炳辉先生的回忆文章，现辑录如下以供参考。
琐忆祖父周越然
周炳辉
“神秘”的书斋
祖父的藏书楼，名曰“言言斋”。那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原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前有花园，后有菜园，两旁植树，全地占二亩半；虽非“豪宅”，却非一般的民居，惜我未亲见。1938年我方出生，记忆中，祖父总是避而不谈那座毁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的旧居。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是在祖父迁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新居中度过的。虽说家道中落，今非昔比， 但这新居尚称宽展，是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楼房，设施也可，比如有大浴室、浴缸，还有两间小洗漱、卫生间(都有热水龙头，锅炉在底层的厨房里）；各房设有电铃按钮，楼梯旁的墙上有机械落号箱，能显示哪个房间呼叫仆佣；通讯有电话，储藏食品有电气冰箱……。然较之旧居，却有实质区别：毁了的，是一座藏书楼兼及生活起居；而新居，则是以起居为主，附有一间书斋罢了。
书斋位于新居楼下的西厢房，不过40平方米；一侧是旧式书箱，另一侧是新式的玻璃门书橱。有多少藏书？藏些什么书？无人知晓。因为这书斋，家人一概不准入内，至多只能在门窗外张望。
祖父接待书友或藏书家，如郑振铎、金性尧、周黎庵（周劭）等，不在客堂，而在书斋；他们翻阅中西书籍或摘录些什么，就在书斋里的一张小长桌上。但祖父自己却不在书斋中读书、写作，而是取了要用的书到二楼卧室里一张书桌上去读写；卧室里也有一架书橱，大多是工具书和近期的新书；他在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大半是在卧室中完成的。
书斋是祖父的“天堂”，里面静得出奇，令人觉得神秘莫测！我们小孩也怕进去，因为那是西厢，少阳光，这于保护书籍有利，可总是很阴暗；再加墙上还挂着长须老人的相片，据说是马相伯等，我们小孩不喜欢。因此，书室之于我，始终是“神秘”的所在。然而就在这神秘的天堂里，祖父几乎将他的一生瘗埋在里面了。
辛劳与辉煌
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都知道祖父是个藏书家，同时也是编译家和散文家，但他从来不以此自居，只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英语“教师”，喜被人称“老教师”。酷爱英语、研究英语，几乎成了他一生的“核心”，且由此而改变命运，成为编译家，成为藏书家，达到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
1908年，他任教于苏州英文专修馆，得著名编译家邝耀西的赏识。那时邝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英文部部长，他去听了我祖父的一堂课，发现不但英语娴熟，而且德文发音也好，此后二人就渐成至交。最重要的是，他请我祖父注释出版了许多英美文学名著。1915年，经邝耀西的提携，祖父进了商务编译所英文部任编译，发挥了他的潜能，编著了关于英语教学的著述达32种。从此，祖父以编译家著名于世。
1918年，是我祖父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一套英语教科书《英语模范读本》（Model English Readers）。出版后，风行全国。这套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一是釆用德国较先进的外国语教学法(“直接法”Direct Method)，在教学中力避母语的介入；二是采用了“万国音标”，这是当年正通行于欧美各国、被公认为最有效的外语教学工具，我祖父首先将它引进，开风气之先，使学子得益匪浅；三是把“习字、读本、造句、会话”等课，综合排列，“合一炉而治之”，一改过去教科书的“隔离而授”；四是编有英美的社会生活知识及用语，为学生今后研习外国文史、科技、行商或出洋留学打下基础。同时也因为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大纛之下，向西方学习成为时尚，英语成为人们关注与重视的科目。这样，在客观上，这套教材自然受到热捧。而更为重要的是，我祖父并不因畅销而“躺”在书上，他十分冷静地反复检阅这套《英语模范读本》，精益求精，一再修订达五六次之多，使这套书，竟行销二十多年之久。
《英语模范读本》持久的畅销，给祖父带来了巨额的报酬。他的确成了“富翁”。那么这巨款往哪里去消费呢？他一不投资，二不置办实业，他尽其所能大量访购古今中外名著、抄本以至古玩、文物；并为其所得的书籍、器物，盖了一所藏书楼，题名“言言斋”。因此，他又成了著名的藏书家。
但是，哪里会想到，这“言言斋”，毁于战役！正像我祖母所说：“那是你祖父积了十四年的版税才造起来的，可惜只住了一年。‘一·二八’的前一天，全家逃到租界，还以为过几天就能回去的，啥人晓得，就此再也回不去了！”而藏书，全部成了灰烬。究竟毁了多少，祖父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有个约略的统计：古籍一百六十余箱，约三千种，其中有元明孤本，亦有名家稿本；西书十六橱，约五千册，其中名贵者一百数十种；还有古玩二百多件，太平天国文件若干。
这自然是永难平复的伤痛！
不过，我祖父作为藏书家，倒不在于藏书的数量，而在他藏书理念之新和藏品的别具特色（详见躲斋：《言言斋藏书理念初探》，《江南藏书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版）。遗憾的是，祖父的藏书，不仅毁于“一·二八”之役；自1932至1962年逝世前三十年的藏书，数量也不少，结果都毁于“文革”，且“片甲不留”。但这是后话了。
总之，祖父一生的辛劳以及他所达到的辉煌，随着时代的急风骤雨，全都烟消云散。
沉重的一九五七
1957年，是颇不平凡的一年。从料峭的早春二月，到风云突变的夏天，从“百花齐放”，到扩大化的“反右”，在知识分子的上空，不是和煦的阳光，而是惊恐的风暴。这一年，已经年逾古稀的祖父，忽而做了两件看来异乎寻常的事情：
其一，他“突然”把最有价值的藏书捐献给国家。
其二，他给市长柯庆施写了一封信。
第一件事发生在春天。祖父不与任何人商量，也不委托任何人，就独自办完了这件事。直到四、五月间，他才告诉我捐书一事。他是那么爱书，几乎视书如命，那为什么忽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且立即付之行动，一无犹豫？我们无从理解，也无从猜测。但有一个现象是：这是在郑振铎近期来访之后发生的。郑先生是祖父的老朋友，也是著名的藏书家，藏书之富超出我祖父多多，以前他们常相往来，祖父还送过他一份手书的《言言斋藏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16开本共194页），此外还曾将所藏的二百来种弹词藏目，供他抄录……。解放以后，郑先生去了北京，且任文化部副部长，这才渐渐疏远。那次，郑先生来访，祖父十分高兴，他们在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然而在郑先生辞别之后，祖父就有点异常，他在客堂里走来走去，刚走进书斋一转，忽又回卧室，不读书，不看报，呆坐在书桌边。隔了好多天，他又进书斋忙着翻书，把书堆在一角。他不把书拿到卧室里去读，而且好像很焦躁的样子，谁也猜不透他究竟为了什么。等到他办完捐书这件事之后，家人才隐约地感到祖父近来情绪的波动、不安，似与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为了卸下这个包袱，他作出了捐书的决定，而且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133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
祖父有些什么“历史问题”？我们孙辈都不清楚。在记忆中，只知道祖父去过日本，讲过日本在地下造工厂这类“新鲜事”。直到我成人以后，进了大学，才知道祖父于1943年为参加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才去了东京，而且还是代表团“团长”。直到祖父去世以后，我才从姻亲王履模前辈（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口中了解到原委。据王老说，那年祖父去日本参加大会是被迫的，此前他被日本宪兵于深夜从家里绑架到虹口的新亚大酒店，关了多天，威逼他领队往东京，如不服从，后果可以想象。这真是生死的抉择，他屈从了。但事后后悔不已，后悔自己不能恪守“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有损于民族气节，而且曾经在一次宴席上公开坦言：“说到民族气节，我感到很惭愧。”（见柯灵：1978年7月23日致傅抱石信，刊《收获》1992年5月号第81页。）甚至觉得无颜见天下，就开始厌倦世事，逐渐地淡化自己，退出学界；到日寇战败宣告投降之后，再也不写文章。他隐姓更名去了外埠，后来又辗转回上海。人们以为他去世了，并以讹为实，如郑逸梅就信以为真，在其著作中将祖父的“卒年”定在1945年。对于这些讹传，祖父也不以为意，因为正企望世人忘掉他，他也忘掉世界。
可是，他忘不掉这个世界。祖父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爱书，爱英语，而且始终丢不开这些。因此，上海解放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以“周复盦”的名字去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教英语。他很安于工作，继续探索在新时代下的英语教学方法。但他昧于形势，对于当时在“一边倒”的情势之下，许多学校正以俄语取代英语一无敏感，因此在1955年的夏天，被劝退后，就无法释怀。那年代，中国还没有制订退休制度，他虽年及七旬却并不以为衰老，于是在1957年的初夏，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他第二件“出格”的事情。
这事发生在那年的初夏，乃是一封求职的信。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刚放学回家，祖父就把我叫到卧室，忧心忡忡地问：“你们大学里‘反右’反得怎么样，像我这样，会不会被当作右派？”他见我楞着，就沉重地说：“前几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柯庆施。”这，吓了我一大跳，我惊叫起来：“你写了些什么？”他没回答，指了指书桌中央的抽屉，说：“你自己看，草稿在一本活页册里。”我取出，打开，见是用铅笔写的。信很短，写得很工整，也很大，说是草稿，并无修改的痕迹，看来写前早已成竹在胸。大意是：“我原在上海水产学院教英文，不知为了什么，现在不让我教了……我身体尚健，还想为新中国服务。”看完，我松了一口气，平静地说：“这是请求工作，不是反党言论，不会成右派的。”但他依然忧虑，说：“这也是提了意见啊！”
幸运的是，风暴终于过去，那右派帽子，并没有扩大到他的头上。
最后的求教
祖父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们小孩见他都有些怕，长大以后也不敢亲近他。他不管我们的学业，也不与我们说话，所以若有困惑，也不向他求教。但有一件事，印象特深：那是在我九岁初学英语时，把“China”一词的读音发错了，他就急匆匆趕到我身边，严厉地说：“错了！应该按国际音标读成[′tʃainƏ]，我们是中国人，更不容许读错！”。对于我们孩子的举动，他也很敏感：记得十岁那年，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的书摊上因好奇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词典》，是个“寸半本”，比一只火柴盒大些；回家后，低着头边走边翻，不臆撞上了祖父，他厉声问：“你在看什么？”我一惊，非常害怕，就把词典用双手捧交给他，怯怯地说：“刚买的。”他看了看词典，说了句“小小年纪，也会买书了，想办自己的图书馆了？”他不等我回答，说罢就走了。其实，他心里是高兴的，但口上不予赞扬。
我得到祖父在学业上的关心，是在进了大学以后。那是1955年的一个周末，他特地让我看一篇科幻小说《Negative Gravity》，并说：“你不妨把它翻译出来，试试。”语气很平和，不是“命令”。但我听从了，费了不少时日，借助词典，终于译成。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笔译，虽感有趣，然一无自信。祖父是严复的学生，他一直以严师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准则，所以我不敢把译文给祖父看。现在回想，真有点后悔，如果请他看了，一定能够得到很多指点。但这次习译，激发了我对笔译的兴趣，后来能够翻译出版一些科技书籍，得归功于这第一次的诱发。
不过，我还是幸运的。后来在遇到困难时，还是去向他求教的。而最后的一次，是在1962年夏天。那年是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而他则已病了。当时，我正在译一篇科技论文，开端就是“As well known”,觉得该用国人的习惯语来译，但因是科技论文，读者不多，若译成“众所周知”似不妥，于是随口问祖父：“可以译成‘如所周知’吗？”他躺在床上，闭着双眼，轻声地回答我：“可以。”此后，他再也没有力气讲话了。
8月22日上午十时许，祖父在家中去世，临终前很安详。一周后在安乐殡仪馆大殓，时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曹未风先生亲临吊唁。
这最后的一次求教，始终铭刻在我心灵深处。遗憾的是，我错失了许多向祖父求教的机会。
文字飘零谁为拾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中有许多爱书的人士，很关心祖父那众多的藏书以及遗著的情况。
关于前者，很不幸，全毁了。除了前面提及的1957年捐献，余下的书完好地保存在陕西北路家中。没想到“文革”的暴风雨骤然来临，第一把火，烧的是“四旧”，全家为之惶惶。那时，我已在北京任教，在上海的堂弟炳桐只好按派出所的指令，把藏书全都送往废品收购站。
关于后者，祖父从抗战胜利以后，就“搁笔”了，所以没有“遗稿”。而他在三四十年代的报刊上发表过许多书话、随笔、散文等，内容涉及甚广，语言文白参半，风格庄谐并济；他还用英语在《英文周刊》上写了许多专栏文章，富含哲理，读者众多；但祖父生前却认为不过是“游戏文字”，未予结集。因此引起文史专家周退密先生的感慨，他在1993年出版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中叹惜道：周越然“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飘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这使学界重新关注祖父的佚文了。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陈子善、徐雁等编的《书与回忆》（1996年）、《言言斋书话》（1998年）、《周越然书话》（1999年），先后问世。这也触动了我，“文字飘零谁为拾”？我既是周越然的嗣孙，理当去“拾”，责无旁贷啊！于是在周退密、躲斋等许多专家、朋友的帮助下，先后编辑成了四本文集：《言言斋古籍丛谈》（2001年）、《言言斋西书丛谈》（2003年）、《言言斋性学札记》（2004年）以及最近出版的《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2013年）。自忖，这也许可以告慰祖父于地下。
记不得是谁说的：“书的生命往往比人的生命更长久”。对于祖父来说，我想，也应该是这样。
（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