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理）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上小丑般的表演，除了激怒中国并损害自身利益以外，还会让北京的领导人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管理。
“今天，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了备忘录，国际仲裁法庭正在受理菲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诉。”菲律宾外长如是说。
好吧，中国的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先不论菲律宾上告的国际海洋法庭做出的判决丝毫没有强制效力。睁开眼看看现在全球海洋事务的管理乱象，你就会自然明白笔者为什么说中国可能要洗牌，另起炉灶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管理。
目前在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有上百个负责远洋航行、海底探矿以及海洋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按照经济学中公地理论，所谓大家的往往越是没有人管理的。至于海洋法公约本身，由于其自身法律约束力日益弱化，慢慢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菲律宾恶人先告状，美国却在一旁指手划脚。笔者倒是希望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好好查查档案资料，美国压根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毫不掩饰跃跃欲试想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替代方案，例如一个在牛津大学成立的全球海洋委员会。这个雄心勃勃，企图更新现有公海法律规章，出台更严格公海约束准则的国际机构，笼络了包括刚卸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的拉米和英日等国外长等前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此外，还有更激进的声音说，联合国应该成立一个类似安全理事会的海洋委员会，管理整个国际海洋事务。
David Miliband，现任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前任英国外交大臣最近在香港告诉笔者，全球海洋委员会想游说北京加入他们另起的炉灶，他说中国理应在公海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责任。
笔者问他会不会担心有时候一提到责任，北京官员会有所忌惮背后是否意味着财政支出时，他只是狡黠的笑，“我不会光说责任，还会告诉他们讲公海事务关乎到中国的切身利益。”
事实上，受到马航失联暴露出中国在公海远程搜救弱势刺激，中国领导人一定会将眼光投向全球海洋事务的治理。抛开“马航事件”来看，陆地型国家特质是制约中国制定公海战略的最大障碍。1949年建立新政权之后，中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解决周边国家的陆地领土争端，最近的头号问题才逐渐转移到东海和南海的海权争端。
中国海军近年现代化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也频频将活动范围扩大至印度洋和太平洋。但和西方的海军甚至印度海军相比，说中国能够在全球海洋治理上占有一席之地还为时尚早。中国在公海的弱势和愈发依赖海洋利益，尤其是保护海上贸易通道需求的强烈反差，或许能成让决策者心头一震。
还有一些长远的战略需求，足以解释中国为何要谋求在全球海洋事务的话语权。首先是深海中游弋的海洋生物关乎粮食安全。“人的迁移需要护照，而生活在海洋中的鱼类不用护照，”这是一名香港大学海洋生物学家日前告诉笔者的话。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尴尬现实是，由于过度捕捞和近海污染，中国专属经济区中的渔获量连年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渔民动辄会和邻国渔民起冲突的原因。
让人隐隐担忧的是，中国沿海一些城市嗜食海鲜产品居民，被市场中琳琅满目的海鲜景象所欺骗，并不知道他们所在城市渔获量减少的事实。在香港从前盛产海鲜的西贡地区，笔者和太古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做了一个小型调查，沿街饭馆中水族箱中的海鲜大多来自东南亚、加拿大，本地海域的海产基本绝迹。
其次，深海海床下蕴含的矿藏和石油将是成为陆地同类资源枯竭后的最佳替代品。尽管现在由于成本原因，尚无在公海海床上开采石油的先例，但深海探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负责海底探矿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一般按到先到先得的原则受理各国提出的探矿申请。中国最新的深潜器蛟龙号，今年一项重要的科考任务就是在西南印度洋开展试验性探矿的应用工作。
按照麦肯锡公司的分析，除了传统渔业吸纳就业功能以及新兴海洋旅游业外，海洋经济的重要一环，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对的陆地屏障保护作用。《人民日报》3月20日用几乎半个版报道了《2013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五年来最高、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黑体字让人触目惊心。
不过，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尽管在中国全球海洋事务中具有重大的利益，但眼下自己牵头另起炉灶也非易事。受到多种利益驱动，在目前连近海海岸管理都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走向深海就更非易事。一名《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和笔者交流说，他惊讶于中国漫长的海岸城市管理者竟然丝毫不思考如何利用海洋生态系统屏障保护陆地，反而在沿海布局重工业工厂又或建起一幢又一幢的住宅楼，蚕食近海的生态。
笔者以前在美国访学时看到，专门从事海洋经济、海洋工程及至海洋生态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智库数不胜数。与之相比，中国除了国家海洋局下辖的几个研究所专门从事战略、科学研究外。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再加上南北两个海事大学，中国涉海高校的全部家当就止于此了。海洋类的智库就更少的可怜，除了近两年崭露头角的南海研究院，综合性的海洋智库别无二家。
David Miliband说今年全球海洋委员会就会在中国内地召开研讨会。笔者告诉他，“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和你们合作，道理非常简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本文作者先后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是大公报专注于全球外交和商业报道的记者。）
（宣传部）